成都银行政信模式面临挑战：重要客户基本面恶化，前路何在？

对于成都银行的董事长黄建军来说，当前的情况显得尤为严峻。2026年9月11日晚，该行发布了中期分红进展公告，每10股分红4.89元，预计在9月18日发放，总金额达到20.73亿元，这一消息令许多股东欢欣鼓舞。然而，敏锐的股东们注意到，这家以政信业务为支柱的城商行，正遭受前所未有的考验。成都银行长期以来对公贷款的高度依赖，造成了业务发展不平衡，其利息净收入与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的比例高达53倍，在A股上市银行中名列倒数第一。

深入分析发现，成都银行的大部分对公贷款均流向了与政府信用紧密关联的平台公司。根据2025年的年报，该行对公贷款中有62.72%投向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截至2025年底，成都银行的前十大客户均来自这两个行业。分析机构认为，成都银行这种深度依赖政信模式将其命运与土地市场紧密相连：当土地市场上行时，双双受益；而当市场下行时，麻烦也随之而来。

目前，成都银行的一些重要客户的基本面正在恶化。例如，A公司便是其重要客户之一。截至2025年6月末，该公司获得的授信额度为141.01亿元，而已使用的额度为125.60亿元，剩余额度仅为15.40亿元。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使用额度可能不仅限于贷款，亦可能涉及认购债券和银行承兑汇票等形式。2026年8月31日，A公司发布的半年报显示，其2026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为211.58亿元，同比下降24.36%，归母净利润则由去年的3.69亿元亏损至-2.41亿元。尽管A公司规模庞大，能够短期内通过发债来偿还旧债，但其某些子公司的风险却开始显露。联合资信等机构已开始关注A公司下属的某甲公司，该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发布公告，称其部分债务逾期，涉及金额达到4267.42万元，占其2025年末的净资产的0.03%。该公司计划通过法庭申请重整，以化解债务风险并引入流动性。

除了A公司，成都银行还与其它几家客户保持密切联系。某乙公司截至2024年6月获得的授信额度为37.40亿元，已使用19.91亿元，剩余额度17.49亿元。2026年半年报显示，其营业收入大幅下滑至14.07亿元，同比下降61.94%，归母净利润为-11.89亿元。再看B公司，截至2026年3月末的授信额度为118.20亿元，使用了84.87亿元，剩余额度33.34亿元。其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32.11亿元，同比下降15.37%，净亏损也扩大至5.02亿元。而C公司在2025年9月末获得32.56亿元的授信，其2026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为86.03亿元，虽同比增长37.30%，但净利润仍处于亏损状态。

回顾黄建军于2025年8月重返成都银行并在2026年3月获得监管批准，面临的资产负债表看似稳健，但潜藏隐患。根据2026年半年报，该行不良贷款率为0.68%，拨备覆盖率高达426.06%，整体资产质量仍显良好。然而，若从前瞻性指标分析，关注类贷款比例微升至0.42%，逾期90天内贷款及整体逾期金额也分别较年初增长了38.90%和16.62%。分析认为，成都银行的政信业务曾被视为低风险优质业务，但随着土地收入减少，一些平台公司的造血能力持续减弱，信用风险隐患日益明显。当一批重要客户基本面都在恶化之时，成都银行该如何有效应对，值得关注。